在雷蒙·阿隆生活的二十世纪,这个世界上最缺的,或许就是这类既清醒又勇敢的思想者、行动者。而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有多少世人,也许都犹如作者曾经感慨过的:“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

导语:雷蒙·阿隆去世前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近期在中国首次推出了完整的修订版。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阿隆在其回忆录中追述了20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演绎了自己一生的全部著述。对于20世纪的法国而言,大部分时间都是左翼豪情洋溢,身处其中的阿隆却一直坚持着沉着,同时也遭受着冷清,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有一句学生口号便是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然而随着左翼运动热潮的衰败和暗斗局面的趋缓,阿隆重新获得重视,他的许多判定和实践好像也变成了某种先见之明。客观地回看这位右翼思想家,有助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政治狂热的小心,同时也能够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提起雷蒙·阿隆其人,最为大众所熟知的,或许莫过于1968年五月风暴时期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可见当时的学生拥戴萨特等人提出的革命主张,而对与之齐名的知识界首脑阿隆在运动中不温不火的表示甚为恼火。而对于那些读过雷蒙·阿隆著作的读者来说,令人印象更深的,或者是他那标签式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之表述。

作为20世纪法国风头最盛的两位公共知识分子,萨特和阿隆的态度与作风却迥然有异。实在,萨特早先对政治的兴趣,远不如阿隆那样浓重 ,只是到了二战停止之后,才开始逐渐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并且踊跃投身各种政治运动。而他那位昔日巴黎高师的同学挚友阿隆,虽说从青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了政治评论家的天赋,却始终对各种类型的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尤其对各类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始终保持着冷静旁观的姿态,为此不惜得罪对他有所等待的公众。

在当时,那些热忱追随萨特的学生一定想不到,在这场无声胜有声的论战中,终极胜出的那位,恰好不是他们曾经热情拥戴的、万人瞩目标萨特,而是阿隆这位参与的傍观者。如斯结局,也真堪称是造化弄人。

不过,假如读过阿隆在去世之前几个月出版的《雷蒙·阿隆回忆录》,也许就会很轻易懂得,比之于萨特的激情磅礴,阿隆的淡定从何而来。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1905年3月14日诞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他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期间深刻地研究了康德哲学,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此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外,和许多学界名人一样,作者对自己的早年阅历着墨不多,只是在写到进入高师学习之后,他的叙述才逐渐详细起来,因为他作为一个思想的人的过程,就是从这里正式起步的。

在他所描写的那群思想搭档中,令人印象最深的,大略就要属科耶夫了。在刘小枫将此人的思想、著作介绍进中国之前,吾国人对科耶夫的懂得并深入,至多只在俄国人古留加所著的《黑格尔传》中,读到过关于此人的只言片语。而在这部书中,作者为科耶夫的思想留出的篇幅却很不小。在作者看来,此人的思想非常值得探讨。其实,作者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灵敏地嗅到到了科耶夫身上那股受到黑格尔深刻影响的历史决定论的气味。因此只管阿隆对他的思辨能力甚为钦佩,认为科耶夫在这方面的天赋远超萨特,但却始终对其思想的门路和结论抱有警戒之心。

在书中,阿隆叙述了第一次与科耶夫相见时的情况:当时任教于巴黎高等试验学校的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伊雷因故缺席,不得不委托科耶夫代为讲授《黑格尔现象学》课程。他的一口法语,文法完美无缺,怪僻的斯拉夫声调独具特点,颇能引人入胜。在座的高等知识分子向来以爱提疑问、异议和批驳著称,但听他讲课却能听到着迷。这其中奇妙何在?在于他高明的才干和精深的论证技能……这种艺术不是取决于雄辩的口才,而是取决于讲解的主题和讲授者自己。

可是,在这种看似深入的思维外表之下,某种危险也早就在孕育之中了。科耶夫在《黑格尔研究导论》一书中就曾宣称:当人类不再行动时,即不再通过浴血奋战、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否认和转变本人以及社会的现状时,历史也就结束了,而当实际状况完全达到人类意愿,使他心满足足时,人类也就不再行动了。但是,怎样才干得知人类是否真正和完全对现状已经心满意足了呢?科耶夫以为,唯有通过一种假设,即认识的意愿将耗尽人类的‘全体才能’,来对此进行证明。而人类一旦具备了全部的、完美的认识,也就意味着人类达到了相对真实的状态。在科耶夫看来,这种状态是可能达到的,而一旦到达这种状态,也就意味着,人类历史终结了。

这也正是阿隆这样的政治务实派与历史终结论者科耶夫之间最深刻的分歧。科耶夫甚至为了证明其理念的现实意义,不惜支持他明知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斯大林主义。而在阿隆看来,人类的认识和实际能力,无论如何高超,终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

1930年,阿隆来到德国,在科隆大学教书和学习,1931-1933年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同时在法语系从事教学。在德国期间,阿隆潜心研究了德国哲学和社会学,阅读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胡塞尔等人的著作,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这一时代,也是阿隆作为一名政治视察家、评论家开端起步的阶段。而他所见证的,刚好是德意志第三帝国逐步成型的过程。此时他看到的德国,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创伤,国民情感激动。布鲁宁当总理时,试图同希特勒谈判,希望后者能知足于仅仅送几个同伙进政府。但只谈过一次话,就足够让布鲁宁废除理想:希特勒想要的是政权,对其余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尔后即将,当兴登堡总统在他的心腹们的煽动下,打发布鲁宁下台时,大错便铸成了。

为此,敏感于形势的阿隆罕看法在他给《自由谈》杂志的评论中发了火:一帮不中用的贵族,认为国家大计威胁到他们的家私产业,一帮将军,自以为要当拿破仑那样的角色,利用他们的影响,拆掉了暂时招架纳粹冲击的最后一道堤坝。这些落伍于时代的特权分子,无能无用,自私下利,睁眼的瞎子,已亡的社会,已逝时代的未亡人、幸存者,竟牟取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权。这些人大有可能作法自毙,让自己放纵出来的魔力把自己砸烂。到了来日,纳粹党人会不会回过头来,整治这帮浅陋愚昧的反动分子呢?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阿隆在这一年分开柏林回到法国。1938年,阿隆在巴黎大学取得教学资格。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法国向德国宣战。阿隆决议参军,与纳粹抗争到底。战争初期,阿隆在法国空军服役,1940年伴随戴高乐流亡英国,加入了自由法国抗战运动,任《自由法国》杂志主编。

战后,阿隆持续在巴黎大学教书,1955年,他撰写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这部名著,批评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思想僵化,对苏联的制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逐渐远去和冷战局势的趋缓,人们逐渐看到了阿隆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或多或少拥有的先见之明。而他后来也的确不无得意地表现:我曾以得体的方式剖析过大批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我相信,我的断定大体上还可以。这是波及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性争论。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对希特勒没有空想,我对斯大林也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改革。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厚待。

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史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为阿隆的这部长篇回想录作序时,夸奖作者既是西绪福斯神话人物,又是约伯式的人物,指其不仅拥有稀有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而且还拥有约伯式的幸运。诚哉斯言。在雷蒙·阿隆生活的二十世纪,这个世界上最缺的,也许就是这类既苏醒又勇敢的思想者、行动者。而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有多少世人,也许都犹如作者曾经感叹过的: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

马维,自由撰稿人,文化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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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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